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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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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新的刊物,名为《区域史研究》。顾名思义,是为区域史研究者提供一个分享最新研究、交流最新思想的平台。

    区域史是一个数十年来颇受关注的历史学研究取向。区域研究是一个和地方研究看上去很相似的概念,但实际上两者的学术意义有很大的区别。对一个地方的范围的认定,可以是一个地理范围,如珠江三角洲、杭州湾等,也可以是一个行政范围,如潮州府、莆田县等,这些都是有较为清晰的地理或者行政界线的,在此层面上,无论论证地方何以能够称为地方。但区域不同,区域之所以称为区域,缘于其内在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族群上的,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内在联系,而归根结底,是人的联系。正式在人的互动中,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区域”。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这个有意义的范围存在差异,它可以是一个村落,可以是一个省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若干国家和地区。对一些研究者而言,区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既有存在,划定区域,然后开展研究。但对我们而言,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恰恰是区域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体系理论是中国区域研究中的重要范例,其研究从人的行为出发,打破了以政区为界线划分中国地域的传统思维,而以江河流域作为区域划分的基本决定因素,以商业腹地为核心,强调市场在社会结构的整合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心-边缘层次的区域。20世纪六十年代,在施坚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等人类学家的影响之下,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Kuhn)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引入市场结构、区域研究到近代社会史研究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耶鲁大学等代表性高校的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从区域出发,尝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演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华南研究”。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学者在论及自己所做区域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也不再需要像二三十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对自己为何选择一个区域而非以中国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以及这一区域是否具有“代表性”进行解释或者辩护了。

    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如今似乎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路径。但许多研究,却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呈现出了令人担忧的碎片化现象;有的研究者也力图超越自己的研究对象讲几句,却沦为既有解释框架的注脚。好的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讲好所研究区域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中呈现一种“理”。这种“理”,不只是对研究者个人有效,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这就要求,不管研究的实际范围大小如何,区域史研究者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而且要眼界开阔,积极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流对话,在立足于史学学科本位的同时,体现出积极的理论自觉。

    当前区域史研究的论文在各学术刊物中已经是常客,但本刊仍希望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展现区域史研究的当前动向、思考认识与最新成果。《庄子》云:“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我们虽渺如爝火,不能有裨于日月之光,但亦愿以一孔之见、一缕之明,献芹于尊前。

2019年8月13日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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