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视野下的西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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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5-16日，由中山大学主办、我院承办的“中华文明视野下的西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樵召开，50余名海内外学者提交了西樵文化研究成果，围绕西樵文化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影响与地位、岭南文化的根脉、传承、复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5日，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副校长、我院院长陈春声教授和南海区副区长、我院执行院长俞进分别致辞。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吕烈丹教授、中山大学曾骐教授、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在大会上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以“石器与珠江文明”、“书院与理学”、“人物与著述”、“缫丝与市场”、“文化与考古”、“理学与西樵”、“桑基鱼塘与农史”、“景观与乡村社会”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16日，与会学者对西樵山石燕岩、桑基鱼塘、黄飞鸿舞狮艺术、松塘古村进行户外学术考察。
这是我院成立后的首场学术活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承办单位：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系
7月14日
14：30－18：00 与会学者报到（西樵山大酒店）
18：00－19：30 晚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7月15日
07：50－08：20 早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08：20－08：30 签到（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门口）
08：30－08：50 开幕式（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
主持：刘志伟（广州中山大学）
1、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致辞
2、南海区领导致辞
08：50－09：00 合影（西樵山大酒店大堂前）
09：00－10：00 大会报告（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每位学者报告15分钟）
主持：程美宝（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西樵山——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
常建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明代霍韬《家训》的历史定位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86年西樵山之行
吕烈丹（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西樵山考古学遗址管理刍议
10：00－10：15 茶聚（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
10：15－11：55 分组讨论（每位学者报告12分钟，评论10分钟，剩余时间自由讨论）
会议室一（西樵山大酒店聚贤2厅） 主题：石器与珠江文明
主持：张镇洪（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评论：曾骐（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管窥百越文化的史前基础
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西樵山到方家洲——石器制造场遗址的考古探索
冯孟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佛子庙的发掘谈西樵山双肩石器的若干问题
覃 芳（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有肩石器起源及传播
卢筱洪（本地学者）：论西樵山遗址考古50年
会议室二（西樵山大酒店聚贤2厅） 主题：书院与理学
主持：曹家齐（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评论：刘正刚（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
陈永福（日本学习院大学）：明末清初理学家陆世仪对陈献章、湛若水的评论
王元林（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
邓智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儒学创新与社会变革——以明中后期南海士人集团教化运动为中心
徐 爽（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三湖书院考
任建敏（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正德、嘉靖年间西樵山四书院兴修考论
会议室三（西樵山大酒店8681A） 主题：人物与著述
主持：江中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评论：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
程美宝（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生在新田村，扬名省港澳——戏迷情人任剑辉（1912-1989）
黄国信（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潘誉征与《清芬集》——兼论晚清西樵文化的一个侧面
杜丽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责能之间——浅析清末戴鸿慈的出使考察
谢 湜（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漱珠冈上望琅玕——读冼玉清遗著《漱珠冈志》
陈丽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從歷史到傳奇：黃飛鴻與香港地方社會的關係
会议室四（西樵山大酒店8681B） 主题：缫丝与市场
主持：川口幸大（日本东北大学） 评论：吴滔（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段雪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机器缫丝业：近代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一瞥
贺 喜（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近代商人与商人家庭—— 以陈孺直的生活史为中心的讨论
陈永升（中国侨联历史研究所）：陈启沅与继昌隆：晚清华侨资本的困境
周 肖（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晚清民国时期西樵地区的墟市
12：00－13：00 午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14：50－16：30 分组讨论（每位学者报告12分钟，评论10分钟，剩余时间自由讨论）
会议室一（西樵山大酒店聚贤2厅） 主题：文化与考古
主持：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评论：覃芳（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镇洪（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海西樵山文化在珠江文化中的地位
温春来（广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呈现——“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的编撰设想
易西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樵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地位
袁 进（本地学者）：“最岭南”——文翰樵山应打造三大平台
关 祥（本地学者）：论西樵文化底蕴
会议室二（西樵山大酒店聚贤2厅） 主题：理学与西樵
主持：邓智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评论：王元林（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
张 侃（厦门大学历史系）：霍韬与张璁之公谊私交——以《张太师世家》中的《十善书》为中心
刘正刚（广州暨南大学古籍所）：山区开发与理学圣地
黄志繁（南昌大学历史系）：论霍韬与夏言的关系——兼议嘉靖朝的中央政治生态
肖文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方献夫与西樵山
张明基（本地学者）：西樵山历代书画艺术浅谈
会议室三（西樵山大酒店8681A） 主题：桑基鱼塘与农史
主持：冯孟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评论：黄志繁（南昌大学历史系）
吴建新 刘玲娣（华南农业大大学农史研究室）：农业史与环境史视野下的西樵山
谢晓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新瓶陈酒——佛山桑基鱼塘的一点观察
徐靖捷（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士绅与清中期桑园围的建设——以邓士宪为例
陈海立（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乾嘉珠江水患与西樵桑基鱼塘业的兴起
会议室四（西樵山大酒店8681B） 主题：景观与乡村社会
主持：蒋乐平（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评论：陈永升（中国侨联历史研究所）
吴 滔（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地图中的“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以清末南海县西樵山图为例
川口幸大（日本东北大学）：珠江三角洲的坟墓与祖先祭祀
徐 斌（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观念史中移动的“南方”
石坚平（五邑大学广东省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南海县桃子堡汤氏家族契约文书研究
李晓龙（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社与清代珠三角乡村基层组织
16：30－16：40 茶聚（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
16：40－17：10 大会报告（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每位学者报告15分钟）
主持：赵世瑜（北京大学）
曾 骐（中山大学） 西樵山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黄伟宗（中山大学） 西樵文化与南海文化的内涵与定位
17：10－17：40 闭幕式（西樵山大酒店宏图会议厅）
主持：常建华（南开大学）
1、学术总结 刘志伟（中山大学）
2、承办单位代表讲话
3、西樵镇领导致辞
18：00－19：30 晚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7月16日
08：20－08：50 早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08：50－09：00 学术考察前集中（西樵山大酒店大堂）
09：00－11：40 学术考察（西樵山）
考察天湖、石燕岩、观音、山南（桑基鱼塘）等景点
12：00－13：00 午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14：30－14：40 学术考察前集中（西樵山大酒店大堂）
14：40－17：40 学术考察（西樵山）
考察黄飞鸿师艺馆、松塘村、白云洞等景点
18：00－19：30 晚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7月17日
08：30－09：30 早餐（云影琼楼酒店湖光厅）
与会学者赋归
天下之西樵
温春来
天下之言山水者，其在岭南必曰罗浮，初不知有西樵也。自大宗伯方公【按，即方献夫】书院之成也，天下之称公者，皆曰西樵先生，而后合华彝齐髫皓知天下又有西樵，顾弗知罗浮矣。其知者亦弗以罗浮为甲矣。故曰：“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既而予自湖南来归，果闻公以所学辅明王、定大礼、断大狱，允为一代名臣，将格君长民之德业，尚有未涯，百世而下皆知有西樵矣。故曰：“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然则公之学有得于西樵者为多，而公之所以报之者亦不少矣。
——【明】方豪《西樵书院记》
方豪（1482-1530），字思道，号棠陵，明代浙江开化县人，著名学者与名宦，《明史》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棠陵集》与《断碑集》。《西樵书院记》大约作于嘉靖七年（1528），当时西樵山上除方献夫所建石泉书院外，尚有湛若水修建之大科书院以及与霍韬所建之四峰书院，这几位著名理学家长期在西樵讲学，吸引着来自岭南乃至全国各地的士人、显宦与名儒。同作为明代思想与学术主流的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西樵已成为了一座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人文名山，这正是方豪“天下之西樵”的涵义。方豪还指出了人文西樵所具有的长远生命力：“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也，天下后世之西樵也。”此话虽有其特定语境，但衡以后从明迄今众多知名学者与文章大家吟咏西樵的历史，却也并非虚言。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思想与学术，而是在更宏大的视野中来审视西樵，就更能洞悉“天下西樵”的意义——尽管这一意义是明代的方豪不可能知晓的。简言之，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以西樵山为核心的一块仅有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断产生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财富以及能够成为某个时代标签的历史人物。西樵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区西南部，在华南的文明起源与演变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樵山已成为我国南方最大规模的采石场和新石器制造基地，北方只有山西鹅毛口能与之比肩，[1]形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西樵山文化”。[2]西樵山石器以霏细岩双肩石器为代表，广泛分布于珠三角各地，是这一广阔区域出现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的标志，[3]指引了岭南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有学者将西樵山形象地比喻为“珠江文明的灯塔”。[4]除珠江三角洲外，西樵山双肩石器还广泛发现于粤西、广西及东南亚半岛的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显示出滨临大海的西樵古遗址，其影响与意义不应只放在中国文明史的范围中去理解。
石器时代之后，西樵因理学在明代蔚为名山，此不赘述。晚清以降，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黄飞鸿、任剑辉等等一大批西樵乡贤在思想、艺术、实业、学术、武术等方面引领时代风骚，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缩影。能以一隅之地而撼动时代脉搏，这样的小镇可能在全国并不多见。
除了诞生具有象征性的近代人物外，西樵还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诞生之地，这是与西樵传统的土地利用及生计模式密切相关的。水网纵横的环境使得珠江三角洲堤围遍布，西樵山刚好地处横跨南海、顺德两地著名大型堤围——桑园围中，而且是桑园围形成的地理基础之一。明清时期在桑园围内发展起了著名的果基、桑基鱼塘，成为珠三角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缫丝与纺织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为西樵人陈启沅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缫丝厂打下了基础。开厂之初，陈启沅招聘的工人，大都来自今西樵镇的简村与吉水村一带，而陈启沅本人，也深深介入到了西樵的地方事务之中。[5]
西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颇值得称道之处。作为产生了黄飞鸿这样深具符号性意义的南拳名家的西樵，习武之风盛行，西樵的狮艺，即汇武术与舞狮为一体而别具一格、惊险刺激。手工纺织在这里也发展出精美绝伦的产品——香云纱，香云纱轻薄柔软而富有身骨，深受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富人喜欢，在欧洲也被视为珍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香云纱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化纤织物的兴起，香云纱因工艺繁复、生产周期长等原因失去了竞争力，但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更多的西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信仰与仪式。西樵信仰日众多，其中较著名者有观音开库、观音诞、大仙诞、北帝诞、师傅诞、婆娘诞、土地诞、龙母诞等。据统计，全镇共拥有105处民间信仰场所，其中除去建筑时间不详者，可以明确断代的，建于宋代的有3所，即百溪村六祖庙、西边三帝庙、牌楼周爷庙，建于元明间的有1所，即河溪北帝庙，建于明代的有二所，分别是百西村北帝祖庙和百西村洪圣庙，建于清代的庙宇有28所，其余要么是建于民国，要么是改革开放后重建，真正的新建信仰场所寥寥无几。[6]除神庙外，西樵的每个自然村落中都分布着数量不等的祠堂，相较于西樵山上的那些理学圣地，神灵与祖先无疑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西樵的一些神灵信仰日，如观音诞、大仙诞，影响远及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乃至香港，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前来朝圣。
上文对西樵的一些初步勾勒，揭示了岭南历史与文化的几个重要面相，进而言之，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角度去看，西樵在不同的时期所产生的文化财富与历史人物，或者具有全国性意义，或者可以在放在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多元化的辩证中去理解，正所谓“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2011年7月15－17日，中山大学主办了“中华文明视野下的西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日本50余位学者与会并提交了会议论文，形成了“西樵石器与珠江文明”、“西樵书院与理学文化”、“开近代风气之先”三个研讨焦点，学者们还讨论了桑基鱼塘、乡村景观等话题，最后有两位学者对整个西樵文化的价值进行了分析。以上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并深化了会议的主旨。下文将根据会议主旨对这些文章进行综合性介绍。
石器与珠江文明
共有8篇论文探讨了这一主题。西樵遗址完成的石制品中很少有使用后磨损的痕迹，属于聚落生活形态的遗迹（如房址、灰坑、窑址等）相当罕见，这是典型石器制造场的特征。冯孟钦通过对西樵佛子庙遗址的考察分析了西樵石器的特征及制作过程。西樵山所出双肩石器，其最后形态绝大部分是磨制石器，只有极少数打制石器，以边的形态为标准，这些双肩石器可分成三大型六亚型。其材料霏细岩除开采的而外，游离于地表的卵状石料也是重要来源，石器具体制作工艺的一般程序包括三个步骤：1、去粗。造出台面，打片，制成毛坯。2、成型和加工。根据需要，将毛坯造成各种类型的石器。3、完成。即对基本成品进行磨制、抛光。这一步骤不一定全部在西樵山完成。西樵山是石器制作场，考古发现的双肩石器，实际上都应是废弃品或失落成品，而失落成品的发现是极少数的。因此，对这批资料进行分类有一定的特殊性，要警惕将工艺的程序当成器物演变的程序
在已经有相当考古成果的基础上，与会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西樵遗址遗物的整体性解释及其意义上。西樵山的石器有细石器与双肩石器两个系统，这是大家的共识。张镇洪认为西樵山细石器，既具有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性，同时具有更多的本土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向南的传播。而应该更多的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功能与器具关系等因素来考虑。稍晚出现的双肩石器是在渔猎、采集、狩猎、捕捞综合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兴起而产生的。曾骐对这种生产工具的替代有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细石器出现于6000多年前，年代已跨入新石器中晚期，这使它很快就受到来自北面、东面稻作农业新生产力的冲击。磨光、钻孔技术的推广而出现了新的农业手工业工具，使得原本生产先进复合工具的细石器工艺的产品无法适应形势而不受欢迎，最终失去继续大批生产的意义，这刺激着珠江先民们去寻求一类大的生产工具的模式。他们用霏细岩取代难以制作大生产工具更不可能制作磨光石器的燧石和玛瑙石料，导致原先的细石器制造场的转移和新产品的创造，形成七地点、十一地点、十五地点等大型的双肩石器制造场。西樵山石器新产品制造场的及时转换、产品调整和更新拯救了西樵山的石器工业，西樵山文化有了可持续性的发展和希望。西樵山石器制造场经过重大的改组和产品调整，创造了庞大的双肩石器家族，包括了双肩斧、锛、凿、铲、铖、切割器等，除了珠江三角洲自给自足外，产品外运或交流，向环珠江口外、西江流域、云贵地区和台湾、太平洋邻近地区辐射，显示了无限的生命力。易西兵同样注意到了西樵石器的强大辐射力，它们广布于南岭南北，以及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诸海岛，对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及至青铜时代时期的先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西樵山遗址在东亚大陆及东南亚沿海和西太平洋海岛文化体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也有学者对石器传播的方向有不同看法，覃芳认为不是广东的有肩石器传入广西，更有可能的是广西有肩石器传入广东，广西目前仅发现有4件有段石锛，其来源应是从广东传入的，广西的大石铲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传入广东。广西的有肩石器比广东的早，有相当部分也应当是从广西传入广东，沿海岸向北传播，甚至到达浙江，在浙江的庙前遗址就发现有双肩石斧1件。
象覃芳一样将不同地区的石器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还有蒋乐平与方向明，蒋乐平在强调百越文化存在一个史前基础的前提下，围绕有段石锛、双肩石器、绳纹陶釜、彩陶等几种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器物，对珠江三角洲与浙江的相关考古发现进行了对比。方向明指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遗址并不多见，广东南海西樵山和新近正在发掘的浙江桐庐方家洲就是其中两处内涵丰富、堆积典型的重要遗址。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山料为材，制造地点多，产品又单一，或许还存在着两个石器制造系统，浙江桐庐方家洲玉石器制造场遗址与此比较，既有分别，但又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
西樵山遗址的重要价值已被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2011年，她入选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项目。要如何对西樵遗址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学者们给出了建议。吕烈丹指出，西樵山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遗址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属于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考古学遗址。综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它国际机构和部份国家管理和保育考古学遗址的理论和实践，考古学遗址的管理和保育措施不仅会影响考古学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而且会影响当地的环境保育、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和社区文化。因此，必须将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育综合考虑；必须让当地社区有参与管理和执行决策的机会，而且需要注意定期评估管理和保育的政策措施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並作出相应的调整，方可达致考古学遗址的可持续保育，不仅有助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易西兵则提出了三个应注意的方面：一、加强对西樵山遗址的调查和研究；二、切实加强对各遗址点的保护，纳入到西樵山的总体保护规划；三、在有效保护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樵山遗址进行合理利用，发挥其社会效益。
书院与理学文化
明代正德、嘉靖之际，以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批硕学大儒或朝廷大员的讲学活动为中心，西樵山成为理学重镇，学界所谓的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南海士大夫集团”，与此有着密切关联，西樵山日后的文化知名度，实肇始于此。本次会议共有10篇论文考察了这一主题。这些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讨论理学家们在西樵的活动，一类是考察与西樵相关的理学家们的思想及其评价史。
刘正刚从村落形成、种茶业、采石等方面论述了明代西樵山的开发，勾勒了理学在此兴起的背景，并进一步指出学术与开发之间的互动。理学家们并非孤立于社会经济之外，西樵山在明代成为“理学圣地”，是由各股力量不断合力开发的结果。在民众与仕宦开发西樵山的过程中，地方民众总是先行一步，他们筚路褴褛的艰辛劳动，为明代仕宦人物的入山游览、寓居乃至讲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安全保障。明代仕宦在西樵山的一些建筑设施，均位于村落附近，而理学家们则通过修建书院等方式参与了地方开发的过程。王元林的研究把西樵带进了一个更宏观的社会脉络中，湛若水创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是西樵山成为岭南思想文化中心的标志，但其意义并非限于学术之内。南海士大夫们在此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培育本集团势力，当他们居乡期间，还吸引着大批来自岭南各地甚至全国的官宦名儒，使四书院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中心，更发展成为岭南各地名儒大宦交流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场所，蒙上更深一层政治色彩。以西樵四书院为中心的南海士大夫集团，崛起于明中叶，以宦绩成名，继而相连成势，互抱为团。在京城里，他们曾经参与国典国策的制定；在任职地，施行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整顿风俗；在家乡则亲手整合宗族组织，制定宗族制度，提高了岭南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岭南地区人才的培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后南海地区出现了霍尚守、朱次琦、康有为等名人与此不无关系。邓智华同样考察南海士人集团，但集中在他们的“集体教化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先论述了南海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在理学方面的追求，然后考察南海士人如何结合儒家正统理念，推陈出新，在地方大力开展教化，去改变佛、道、巫觋在礼仪方面支配乡村社会的局面，并分析了这些在当时具有“创新性”的行为所蕴含着的现代启示。
同样是研究西樵四书院，任建敏更偏重于对基本文献的考证与解读，通过对关键时间点的精心考订，揭示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方面与疏失之处，为进一步探讨相关士大夫们的思想和言行打下基础。文章在考辨烟霞隐居、大科书院、云谷书院兴修经过的基础上，勾勒出正德、嘉靖年间湛若水在西樵山经营布局的前后变化，以及大科书院、云谷书院二者所承载的不同使命。在对方献夫兴修石泉书院、霍韬兴修四峰书院过程的探讨中，除了辨明其兴修过程外，又涉及到二人与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冲突，以及方、霍家族的兴衰，由此揭示了西樵山四书院兴建过程与地方社会、宗族的关系，并指出，湛、方、霍诸公于正德中相继隐于西樵不出，至嘉靖初又相继入朝，又至嘉靖中相继归隐西樵，此中的士大夫出处大节，颇为耐人寻味。肖文评集中考察了方献夫与西樵之关系，除了论证作为王门学派在岭南首席弟子的方献夫如何促进“理学名山”的形成和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发展外，作者还特别论述了方献夫因自己崇高的身份和地位，影响西樵当地风土人情的若干事例，如“西樵大饼”、“龙船扒上西樵山”、“方阁老大塘”等传说。
常建华是本次会议唯一一位直接讨论与西樵相关的理学家的思想的学者。南海的士大夫因为议大礼登上了政治巅峰，在家乡倡导宗族建设，佛山地区的宗族制度就是确立于此时，常氏在此大背景下考察了霍韬的《家训》。霍氏《家训》继承了历史上《颜氏家训》、《家范》的传统，但是内容杂糅了祠堂、家长等制度，除了说教的内容外，多有具体事务的规定，属于宗族事务的，但又不以族规、宗约、祠规等命名，显得不太规范，体现出霍氏应对社会现实，尝试宗族组织化的痕迹，为我们了解明代中期宗族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制定规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这正是从家训、家法向族规过渡的特点，是该地区宗族制度化的先导。霍韬《家训》在中国族规家训的发展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所体现出的继承性与过度性，对于研究族规家训的发展史，很有价值。
科大卫（David Faure）在口头演讲中回应了常建华的论文，并把家训置于明代广东地方社会中进一步考察了其演变与意义。在他看来，霍韬之后，编撰家训的传统依然在珠江三角洲延续，但不是独立成书，而是编在族谱里面，因此再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类似《霍渭厓家训》的书名。霍氏家训表明，当时管理财产的出发点，是一个宗教的传统，到了庞尚鹏的那个家训开始，就不再用宗教而是用会计的办法管理财产。这个巨大的转变并非仅限于广东，而是整个明朝的变化，但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忽视。科大卫还谈到了1986年他在西樵山的往闻所见，包括沙头崔氏的祠堂、缫丝工厂以及关于明代理学家们的遗迹。当时西樵博物馆还在一所佛寺里，里面一块墓碑，写着霍韬关闭西樵山上佛寺的事。墓碑表明，当时珠江三角洲祠堂的兴起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当地士大夫在“大礼议”中支持嘉靖皇帝，把“大礼仪”中皇帝要对生父孝敬的想法拿到乡梓，因此当时霍韬、方献夫他们建祠堂的相当于政治的宣言。再过了一代，这里周围就有人开始建祠堂，那就与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关系了。
陈永福的文章讨论的是清代学者陆世仪对陈献章与湛若水的评价，在陆世仪看来，陈献章擅长心性涵养工夫，但是欠缺治平之学，而且与陆九渊等人一样矜于“悟”，主洒脱旷闲，而近禅。对于湛若水，陆世仪肯定其“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但是又指出他“未见体认之实”，而且批评他书院生徒几遍天下，盛于讲学，然学鲜实得。
与常建华不同，张侃、黄志繁、陈永福主要讨论理学家们相互之间的评价，相较而言，张、黄更注意评价背后的社会脉络。张侃注意到，在“大礼议”中地位突出的张璁，几乎与大部分同僚们最后都闹翻了，但南海的霍韬却与张璁的交情深厚，成为特例。他以霍韬所撰的《十善书略》为起点，剖析文献的来源及产生背景，进而结合《渭崖文集》的其他文献，指出，张璁辞世之后，霍韬不遗余力地撰文与吕柟辩论并为其辩护，从政治同盟角度看，是因为张、霍二人同为因议礼而起的大臣，他们在大礼议中亦步亦趋，保持着言论和行动的高度一致。从私交上看，张璁以霍韬为托孤对象，霍为张辩护，还需要从明中叶官宦士大夫在地方社会中的私人利益进行理解。黄志繁探讨的是霍韬与夏言的交恶问题，他们二人的矛盾缘于在嘉靖帝郊祀改革中的不同立场，自此开启了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互相攻讦历史。作者进而指出，以嘉靖朝为标志，团结一致、坚持“道统”的大臣群体开始分裂，而嘉靖皇帝则有意无意地制造和利用大臣之间矛盾，来让所有大臣屈服于他的权威之下。嘉靖皇帝却非常乐于看到士大夫对经典的不同见解，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对经典的解释正确不正确，而是，有了新的解释，他就可以为他的改革找到新的理论根据。同时，通过每次论争，他也可以找到新的官员来取代他觉得需要打压的旧官员。
开近代风气之先
西樵的第三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在中国的近代转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近代西樵先贤的影响至今不衰。本次会议共有十二篇论文讨论这一主题，涉及到了思想、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
珠江三角洲的缫丝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声，而这一切是和包括西樵在内的南海乡村社会长期以来的生计模式以及西樵人陈启沅的开创紧密相关的。随着宋代大规模的堤围兴修、桑基鱼塘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成长为华南的蚕丝业中心。家乡的原料、劳动力优势加上避免官府干扰的考虑，使陈启沅决定在简村设厂，在参考安南缫丝厂设备的基础上，自行设计缫丝机器，开始了具有革命性意义工厂生产。段雪玉与陈永升的文章都注意到了上述过程，贺喜则从科技角度提醒我们，陈启沅并没有使用蒸汽机，但他改进的蒸汽煮水可以保证丝胶的质量，这种质量比较统一的丝正好迎合了出口的需求。
新式工厂带给地方社会的只是技术与效率吗？显然不是这样，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如段雪玉着力论述的，近代工厂动摇了原有的丝织业行业结构，在西樵乃至南海地区爆发了反机器风潮，反映出近代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之构成及其复杂性。其次，贺喜敏锐地注意到，新式工厂所带来了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例如通过鸣放汽笛统一作息让没有确切时间观念的乡民生活受到了准时划一的工厂制度的挑战，改变了乡村的生活节奏，西樵简村不仅最早有了蒸汽缫丝机，而且架设了电话线，电话成为了管理的手段，并且镶牙、照相也进入了乡村中的家庭生活。贺喜的文章还以陈启沅之子陈孺直为中心，讨论了这个由缫丝起家，从西樵走向世界，对政界与商界影响甚巨的家庭的若干生活面相。第三，周肖的文章反映了传统的西樵墟市在近代所发生的传统延续与新变化。西樵地区在农业结构和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具有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墟市发展的一般外部条件，如当地桑基鱼塘的发展和优越的口岸环境等，又是在近代以来率先受到近代物质文化影响的地区，其中尤以机器缫丝技术为首，这对整个西樵市场网络的影响很大。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当地农工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樵墟市形成了以官山涌沿岸的专业性墟市运作为核心，以区域地方性小墟市为辅助的格局。既继续对内提供着丰富的商品服务，对外也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陈启沅所创继昌隆从一开始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是晚清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陈永升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忽视清政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摆脱外国经济控制，力图以华侨资本替代外国资本的努力。当然，空头支票式的国家政策，多数持敌意的地方政府和复杂多变的地方社会，晚清时期华侨资本的困难在所难免。
西樵先贤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影响可能较民族工业方面更为深远。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生长于兹，并于光绪五年（1879）在西樵三湖书院的修习、沉思与交流中完成了思想的一次升华，从此“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广泛搜集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三湖书院因此而被许多人誉为“戊戌变法的摇篮”。徐爽的论文详细叙述了这一过程，并仔细梳理了自乾隆以迄同治间三湖书院的创立与历次重修经过。曾作为清末五大臣之一出国考察以为立宪改革作准备的戴鸿慈，是又一位重要的西樵先贤，杜丽红注意到，戴鸿慈等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西方制度，既反对表面化理解西方政治性词汇，也反对套用中国旧制来理解西方制度，认为如果不实地考察研究，将很难理解西方政治概念的真实含义，有可能会导致误解。戴鸿慈等人游历所至，非常注重典籍收集和翻译，并注意到各国官制的不同，虽然考察内容多种多样，但大致能对症下药地找到重点。然而局限仍然存在，例如戴鸿慈虽然参观了各处银行，却很难真正理解银行对于财政和经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不只是在那些关系民族国家的“上层”思想方面，在更贴近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方面，西樵也产生了在华人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乡贤，其间最为人所知者当推黄飞鸿。陈丽华非常仔细地分析了黄飞鸿从在广州、佛山一带颇有名气的南拳武师，到如今誉满全球，乃至成为华人武术的符号的过程，这是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原因移居香港的黄飞鸿弟子们的拓展和宣传造成的。观察黄飞鸿在港弟子如何透过礼仪和谱系表达彼此关系的舞台，也是了解他们与香港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郭秀文也注意到黄飞鸿从一位真实历史人物的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一个象征的过程，勾勒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电影中黄飞鸿形象的演变情况，并将这一过程大体分为了三个时期。相较于黄飞鸿，出生于西樵新田村，扬名省港澳，“技艺迄今无人能及”的一代粤剧大师任剑辉的形象显然没有那么浓厚的“建构”色彩。程美宝分析了任剑辉粤剧艺术中的两大“悖论”，即，任剑辉是“女”文武生，却比男人更“男人”，能男人之所能，但又能男人之所不能。她文武兼擅，把“文戏武唱”这种中国戏曲的美学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任剑辉的唱功“无腔”，但却“无腔处见腔”，“无腔胜有腔”。
在学术方面，西樵同样有值得称道的人物，有“岭南第一才女”之称的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就是其中一位。谢湜围绕冼氏《漱珠冈志》一书，通过与她的《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广东释道著述考》的比较，呈现了冼先生治学的风格与境界。冼先生的考证中彰显着敏锐的史识，既铺陈时代情境，又阐述历史理解，评述既蕴涵大义，行文则直爽率真，把乡梓的情怀融于谨严的学术中，能将个人史、社区史上升到岭南社会史乃至更大的地域历史。我们可以《漱珠冈志》视为一种文化史的山水志，而冼玉清自己，其实也成了这个文化史的一部分。
当我们聚焦于西樵的近代面相之际，不应忽视，地方社会既有的传统仍然在延续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而且近代与传统元素之间也未必总是呈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黄国信研究的潘誉征，就是一位生在近代西樵但却主要以标准儒家乡绅形象活跃在乡梓的人物，他们可以在朝廷做官的同时，通过与地方官的良好私人关系，掌控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同时也掌控了地方文化与地方历史的书写权力。潘氏能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与整个潘氏家族几代人在地方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潘誉征留下的《清芬集》，不仅对我们理解作为乡居之绅士潘誉征的个人生命史有重要的价值，也对我们理解道咸同时期西樵乃至广东历史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以看作是乡居绅士的文学作品集。谢晓辉研究的南海人吴荣光也是一位传统士绅。吴氏热衷经学，有在贵州处理“苗务”的经历，在湖南任上汇制了《湖南苗图》。吴氏并非西樵人，但他的个案，有助于我们理解，曾经身在“理学圣地”的包括西樵在内的佛山南海一带士人，如何因应自明清鼎革之后从理学到朴学转变这一重大的学术风潮。
近代西樵人才辈出，尽管本次会议论文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从中亦可管窥这一方水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
桑基鱼塘之乡
桑基鱼塘是一种使土地得到充分合理运用的的高效人工生态系统，是最能体现珠江三角洲特色并且在全国享有盛名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樵有着紧密联系。吴建新与刘玲娣的论文指出，西樵山是桑园围平原形成的地理基础之一，桑园围的建设，也充分利用了西樵山以及其它山岗、台地的地势，将早前建立的秋栏基和低矮的堤段加高，或者在山与山之间修建堤段，将堤段和山形连。桑园围内最早成堤的东基堤段之首，就在西樵山前；桑园围顶部最重要的吉赞横基也在西樵山附近，挡住北来的江水。在挡住外来洪水的同时，有时也阻止围内的水外排而形成内涝。为了防涝，人们将围内稻田挖深为池塘，将挖出的泥土覆向四周，成为基面。池塘挖深了可以蓄水，基面抬高了可以种植作物，不易受涝。这样就形成了基塘农业的形式。明代以果基鱼塘为主，明末清初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过渡，清代桑基鱼塘成为占优势的基塘类型。桑园围由此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吴、刘二氏还探讨了西樵茶业的兴衰以及明代反对采石以保护西樵风水情形。
桑基鱼塘在清乾隆、嘉庆间迎来了又一轮发展，当时西樵等地出现了一股毁田兴塘的高潮。针对以乾隆时期一口通商的刺激来解释这一经济现象的主流认识，陈海立通过剖析桑基鱼塘的租佃经营方式及利润分配进行挑战，他指出，对国际市场作出反应的是商人和“耕者”，但他们并不具备生产模式的决定权。乾嘉时期因沙田开发造成的珠江水患，使有决定权的“田主”因地租歉收导致无法负担赋税，促使他们就选择了桑基鱼塘这一新的生产模式以保护土地财产。与此同时，“田主”也具备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未必合法开发的桑基鱼塘，而迫使官府让步，这就确保了桑基鱼塘业的迅速扩张。在提出新解的同时，陈海立也充分注意到了用单一因素解释桑基鱼塘业崛起的风险。
除“田主”、“耕者”外，桑园围的开发、经营与管理还牵涉到更复杂的层面，到清代中后期，官府甚至开始动用官帑来维护堤围，但具体主其事者是地方绅士，“帑领于官而事统于绅”。徐靖捷的论文围绕道光年间乡居在家的云南粮道邓士宪，分析了清中期士绅在桑园围建设中的作用。她认为，明清以来，士绅在西樵桑园围的水利建设中地位逐步提升，随着桑园围总局的建立，士绅们实际上主持了桑园围的兴修，他们在官府、百姓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与调和作用。但士绅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的利益并不是永远一致，在水患的威胁下，桑园围的士绅通过协商妥协，总能达成一致的做法。但是忧患排解之后，桑园围内部各堡之间，甚至同堡之内的士绅，仍然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
与徐靖捷不同，李晓龙关注的不是桑园围中的某一特定的阶层，而是以里社为中心探讨了桑园围内的社会组织。桑园围及其周边地区的里社，在明代里甲组织崩溃之后，仍然被继续保留了下来，并在地方继续发挥地方基层组织的作用。但是由于赋役制度的变化和地方开发进程的影响，里社呈现出不规则的结构，既有以社辖村，也有以村统社。而更为复杂的是，当里社与地方神庙系统结合以后，受水利、堤防的影响，多社一庙或一社一庙的情形又加剧了里社组织的复杂性。而清初以来，地方教化的强调和社学、乡约在地方的推行，又影响了里社的发展模式。因此，桑园围地区的里社，便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不规则的地方基层组织，并随着它所彰显的职能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组织形成，尤其体现在里社的地域范围上。
徐斌研究的明至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养鱼活动可以作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一个参照。湖北鱼业主要是在丘陵、山区等地的塘堰中展开，只是这些塘堰修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灌溉农田，以及日常生活用水等，而非养鱼。从整体趋势来看，塘堰从修筑之初较为单一的用途，到同时具备多种用途，一般是需要有一个逐渐发育的历程，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口塘堰呈现出养鱼权、灌溉权等多种物权并存的状态，与此相伴随的，是不断出现的有关塘堰等水域的产权纠纷。
作为文化象征的西樵
不管是自然还是人文，西樵都堪称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景观，这两个方面结合所积淀的深厚底蕴，使西樵具备了很大的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将其视为岭南历史与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一符号的形成与发展可追溯到明中叶。赵世瑜通过对怨言重重的康熙《南海县志》所载序言的解读，围绕赋税说明了广东经济发展前后地方对中央的不同态度，折射出了一部近世的广东史。与地方的开发与发展相应，广东近世史的另外一些标志是在学理上偏于心性之学、在治道上强调事功的几位著名理学家与西樵山的密切关系，他们不应只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讨论和定位，事实上，他们与明嘉靖后政治史上的变化有极大关联，反过来，他们又影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结构，并因此对其后的广东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明嘉靖时期可以被视为近世广东史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西樵山确可被视为这段历史的景观象征。与此相应，康熙《南海县志》把西樵山列入了羊城八景，出现了西樵的“名胜图”，到了道光编、同治续的《南海县志》，“名胜图”变成了“区划图”，这个变化是与地方的开发分不开的。与赵世瑜涉及性的讨论不同，吴滔专门探讨了地图上的西樵景观，他通过考察清代各类西樵山地图，特别是计里画方和经纬度三角测量法并用的绘图方法后指出，传统地图对相对空间位置的重视，大大了延续旧有绘图传统的生命，此外，部分接受了西学思想的近代学者通过对“绝对空间”的弹性理解，间接延缓了中国人全面接受西方制图法的时机。对古代地图进行历史研究时，无论在绘制目的、绘制方式还是地图内容等方面，均无法与产生它的整个社会背景分离，必须将传统地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获得对之的充分理解。
西樵的文化象征意义在黄伟宗那里得到通俗简明的阐释。他指出，西樵是南海的中心，是南海的文化中心、代表和标志，所以西樵文化也即是南海文化，两者的内涵是一体的。无论是从世界从水文化的理论，或是从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理论上看，西樵一南海文化的是珠江文化和岭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文化板块，其主要特色，即其文化内涵资源主要有八项，堪称为八件“南宝”，即南学、南拳、南纱、南狮、南道、南佛、南文、南艺。这“八宝”是南海文化的优势和代表，是其独特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是数千年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发展积淀的结晶，从八个“宝”到每个“宝”，都鲜明地体现了海洋文化与传统文化、江河文化与乡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兼容而又化为一体的特色，全面构成“南”与“海”（即岭南与海洋）的格局和体系，堪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学者们探讨的内容是全面而多元的，围绕几个主题来介绍难免会忽略一些重要论文。最后要补充介绍的是川口幸大与石坚平的文章。人类学家川口着眼于珠江三角洲地域的村庄事例，以扎实的田野资料讨论珠江三角洲的坟墓与祖先祭祀。尽可能在风水之地修建较好的墓地，并遵照以往的程序举行祭祀活动，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长期传统。一百多年来，这一传统面对着宗族秩序、政府政策或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人们在时而接受、时而妥协、时而抵抗的同时，修建坟墓、埋葬坟墓，举行祭祀。现在，政府的管理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是人们仍然在允许的范围内忠实地开展祭祀活动，而祭祀者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女性的加入以孩子参与祭祀父母双方的已逝亲属成为新趋势，作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清明节，已经成为了平日里难得谋面的亲族成员相互聚会、祭祀祖先、同桌共饮的一年中几乎仅有的一次机会。石坚平介绍了佛山城市规划档案馆最近收藏的一批契约文书，这批契约文书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几乎涉及到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自清代中叶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传统乡村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状况。石坚平为我们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来展现契约的价值，他通过南海县桃子堡汤景善购买屋地田产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契约文书，回溯和建构出汤景善自道光末年至同治末年期间不断扩张田产屋地，加强土地兼并的历史，讨论清代以来佛山南海一带乡村社会土地买卖、财产分割与典按贷揭等社会经济状况。
总结与反思
在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由政府出面，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建构并营销各种文化符号、打造浩大的文化工程等蔚为潮流。象西樵这样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该如何进行发掘、整理、研究与宣传，成为地方政府与学界都共同关注的话题。然而，在带有功利性的文化工程与严肃的文化研究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与张力，我们要如何认识与应对呢？温春来关于《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思想的文章与刘志伟为整个会议所作的学术总结，对此做出了回应。
温春来提出了文化的基础工程这一概念，意即，抛弃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扎扎实实地把地方文化发掘并呈现出来，形成能够促进学术积累并能够传诸后世的资料宝库，在真正体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深度与品味的同时，为相关的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坚实基础。这正是《丛书》的基本定位。具体而言，《丛书》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历史文献，包括志乘、家乘、乡贤寓贤之论著、金石、档案、民间文书、图片、地图、外文文献以及纪念乡贤寓贤之著述等等，举凡描写、叙述西樵山自然、人文的文献以及西樵乡贤与寓贤士所撰写的论著，均予搜录。历史文献采用影印方式出版。2、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述史、传说、民谣与民谚、民俗与民间信仰、生产技艺等等。3、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地貌、景观、遗址、遗物、建筑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部分，要求专业人士以遵循学术规范为前提进行调查和撰写，切忌写成民间文学或初浅的民俗介绍。上述三个方面形成了西樵文化的资料库，全面呈现了西樵文化的样貌，是丛书的主体部分。4、扩展内容。这个部分是利用资料库而得到的一些成果，主要分为研究系列与通俗系列两个部分。初步预计整套丛书将陆续推出200余种，由知名出版社出版，将为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呈现提供一个典范，并有助于树立地方的高雅品味，提升地方的区域形象与文化软实力。
相较于温春来所论述的具体操作，刘志伟的口头学术总结更富于理念性与思辨色彩。他指出，本次会议虽然讨论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但与会学者们却能处理好地方性的细碎问题与一个学者的大学术关怀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和很多讨论地方文化的会议不一样。他进一步追问，当广东甚至全国都在做文化建设，特别是现在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地方政府主导、投入大量资金时，如何建立一种对地方文化认识的视角，一种能与学术、与全人类共同关怀连接起来的地方文化研究？当各地都在强调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怎样将本地的文化建设得具有更大的气魄、胸怀与追求？怎样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本地市民的文化素质？我们如何去建设、弘扬一个地方文化？使得它能在以后社会发展中起作用？关于这些问题，回顾从石器时期以降的西樵文化，我们已经能得到一些答案的线索。不管是新石器制造场、明代理学、明中期到清代珠三角地方开发与商业发展，还是中国近现代转型、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当我们考察西樵人在其中所担任角色之时，容易发现这些人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西樵镇范围内，而是在全国、全球范围内。我们从西樵本地历史的经验就能建立起对地方文化认知的一个取向，即对地方文化的考察必须置于对人类总体文明的关怀中去把握。西樵人冼玉清教授一生都在写地方文化，她写的东西很细碎，但表达出来的是一个真正学者的人文情怀。正是这种人文情怀使他能够跟各种不同层次的学者找到共鸣、找到共同的精神乐园。这个时候在她笔下的地方就不是为了与其他地方争高下的东西，而是我们在学术生涯里面、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与百姓相处中能够渗透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让我们得到的一种精神享受、一种人文情怀。
我们在文首引了一段明代浙江著名学者方豪撰写的《西樵书院记》，该文是写给“一代名臣”、以“西樵先生”著称的方献夫的，有特定的背景且不无誉美之嫌。但结合上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方豪所言之“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却也道出了某种真谛。如果我们要为岭南文化找一个坐标的话，西樵由众多入选的理由，但西樵的意义更应放到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主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初衷，通过以上对会议论文的综合性介绍，读者自会发现，这一初衷已经有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1]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贾兰坡《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理论与实践》，1960年第3期。
[3]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页15-16。
[4]参见曾骐《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考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42页。
[5]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2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84－787页。
[6]梁耀斌《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民间信仰的现状与管理研究》，中山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佛山日报：《50名学者论道西樵，公认“最岭南”》
http://www.citygf.com/FSNews/FS_002008/201107/t20110718_1903130.html
2.佛山日报：《“文化寻根重获自觉和自信”》
http://www.citygf.com/FSNews/FS_002003/FS_002003002/201107/t20110716_1897966.html
